[68] 参见黎学基、谭宗泽：行政合同中行政合同的规制及其法律救济——以公共选择理论为视角，载《南京工业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第65页。
在诉讼程序方面，新法有关行政复议机关维持决定作共同被告、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等一系列新规定，都有助于促进行政争议的公正解决。事实上，从早期原告的不敢告、不愿告、不会告到世纪之交的非正常撤诉激增，从修法前的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到新法实施后裁驳率的直线上升，直至晚近局部领域可能蔓延的滥诉现象，表明我国行政诉权保障不足依旧是现阶段行政审判面临的主要矛盾。
【摘要】 《行诉解释》在尊重立法原意和总结司法经验的基础上，围绕行政审判三大理念的落实作出了一系列新的规定，体现了坚守与发展相结合的制定思路。这一规定为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中争议的公正化解提供了程序保障，是对新法有关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的重要发展。其他层次的开发区则只有开发区管委会才是唯一的被告，开发区管委会没有行政主体资格的则以设立该机构的地方人民政府为被告。除了具备司法请求权、权利救济权等诉权的一般属性外，行政诉权还具有对抗性、动态性和两造不对等性等特质。一些与自身合法权益没有关系或者与被投诉事项没有关联的职业打假人投诉举报专业户，利用新法立案登记制度降低门槛的机会，反复向主管行政机关进行投诉。
在行政审判活动过程中，提倡发挥法官的能动性、创新性，防止就案办案、机械司法，积极拓宽多元化解纠纷机制，力求案结事了人和。第二，特殊情形之下的快速处理机制。行政许可和审批直接关联经济和社会的自由自主程度，以及对应的行政机关干预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界限。
这些条款虽然在众多规定中并不起眼，但放在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背景之中，可以想见其对行政作用的约束。上述学说虽然较为流行，可在司法裁判中并未得到完全体现。为此，2004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外交部联合发文制定《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暂行办法》。2018年8月18日，在中国知网上以篇名：公共治理为检索条件，可以查到1671条结果，以全文：公共治理为检索条件，结果是25，151条。
风险治理、网络治理和全球治理 公共治理、协作治理更多是以主体为切入点，在政府、市场、社会和个体之间寻找一种有助公共事务管理的互补或互动模式。尽管如此，不少国家制定行政程序法典，试图对政府行为作出合理分类，并在不同类别中寻找对应类别共性的规则。
若要让公众参与不至于沦为民主假象，除了需要针对不同情境设计具体化的公众参与制度，更为关键的是： 第一，行政机关收集的公众意见应当全部公开。1982年宪法实施以来，行政创制权从未被笼而统之地认为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授予后才能行使，否则，大量行政法规、规章甚至国务院和地方政府决定皆会陷入违宪违法的困境。当事人对重要事项提供不正确资料或不完全陈述而导致政府行为的。由于暴力拆迁、野蛮拆迁频发，该条例对公共利益征收事项、补偿项目和标准等实体问题作出规定的同时，也给出了一个比较周密的程序步骤： 确定征收范围→规划审查和计划编订→拟定征收补偿方案→征收补偿方案的论证→征求意见和听证→修改征收补偿方案→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落实征收补偿费用→决定与公告。
没有效率的政府，是不会得到人民的赞赏、信任和支持的。而就在事后究责型的行政诉讼、复议、赔偿机制搭建以后，一般行政法层面又陆续完成三部重要法律的问世。正是在此背景下，统一各反腐力量、建立高效权威的新反腐体系的认识，推动了国家监察体制的改革。它需要超越政府统治的多元主体治理，以克服单纯政府力量的不足，但又要避免治理的分散化和有组织的不负责任。
行政自我革新与效能政府 政府守法、负责、开放，有限干预经济和社会，保证决定的理性、公正和诚信，固然是市场经济导向改革的必然要求。在此背景下，能源、环境、粮食和资源短缺、食品安全、难民、毒品、核扩散、国际恐怖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经济危机、体育兴奋剂以及深海、极地和太空开发，都不是一个主权国家可以独立应对的问题，而需要国内政府机构以及各种形态的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公私混合组织甚至行使特别重要的跨国治理职能的私人规制机构的共同努力。
然而，公众参与并不是全民公投，也不是参与者多数决投票，委托一代理模式意味着决定权还是在政府手中。于是，同市场、社会力量兴起紧密勾连的政府重塑，与有着如此属性功能定位的行政法，一拍即合。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各种各样的以互联网平台为核心的虚拟社会组织广泛诞生、存在，大量的原子化个体找到了自己的社会归属，而网络虚拟组织一一经济的或者社交的---还会向真实社会扩张，影响和改变真实社会的交往。因此，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设定处罚、许可和强制的权限予以明确，虽然也涉及代表机关，可主要是约束行政机关的创制权。网络治理毫无疑问是多元主体的治理，各种虚拟网络社会有着强大的自组织能力，以及网络伦理和交往规范的创造功能。而信息公开，则是开放政府的另一面，是为了保障人民对政府行政过程和结果的充分知情。它需要充分的风险交流或沟通，但又要防止交流或沟通造成更大迷惑或恐惧。
例如，2008年11月，国务院决定在2010年前投资4万亿元促进经济增长、克服美国金融危机带来的危害。行政法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建立和完善政府与网络社会的合作治理。
1949年以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行政法很难见于中国大陆的公共出版物，直至改革开放以后的20世纪80年代初。与此同时，一种被称为公共治理的模式，受到普遍的关注和期待，其目标是取代公共事务由政府垄断或政府指挥命令的传统模式。
因此，基于委托一代理的合法性是一种弱合法性，需要有更好的方式，让《宪法》第2条关于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原则，在行政规则或重大决策的制定过程中得以体现。这当然不是指计划模式全能政府什么都管前提下的效率，也不是指市场模式、民主制下有限政府的效率，而是转型模式下改革政府的效率。
中国于1998年5月签署并于2002年8月核准了该议定书。这些危机和挑战，正在考验一个治理能力有待提升的执政体系。并且，中国行政法具有自己特色的法律保留原则，开始在《行政处罚法》（1996年）出现萌芽，如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才能创设。与此同时，在一个开放、虚拟、跨越全球的世界中，信息可以即时产生、快速传递，而不论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是符合人类伦理的还是相反，也不论是出于什么目的、动机，依托什么宗教信仰、道德规范和政治派别。
当然，有限政府并不意味着政府越小越好。（本文注释略） 进入 沈岿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行政法 政府重塑 。
由此，公众参与作为一个规范要求，渗入各部门、各领域、各层级的行政规则制定或重大决策过程中。政府职能由计划、指挥已经偏向于监管、服务，监管环节（如行政审批）在大幅减少，服务质量有所提升，市场、社会活力得到了相当的释放，也都是不容置疑的。
此后两年也维持在大致水平。此后，2005年1月3日，中共中央又发布《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提出在相应制度建设上进行更为具体、细致的布置和措施。
它首次提出：建立健全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定相结合的行政决策机制，社会涉及面广、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事项，应当向社会公布，或者通过举行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广泛听取意见，起草法律、法规、规章和作为行政管理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草案，要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听取意见。立法法承认法律拥有全权，且给予行政法规相当的自主创制空间，而将规章的创制空间只限于法律、法规或国务院决定、命令的直接或间接授权基础上，还没有明确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国务院许多决定、命令也属于该范畴）是否可以被授权进行创制。法律规范和行政命令易改，行为习惯、观念以及利益捆绑或驱动格局则需要长时间的转变。例如，加强社会共治是否意味着，行政机关应当对每个举报投诉都进行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及时回复给举报投诉人，行政机关有没有一种裁量权可以决定对哪些案件进行调查、哪些不进行调查，从而更合理地配置使用有限的行政资源。
只是，这种法律依据必须是双重的，仅有《民事诉讼法（试行）》是不够的，还需要另外单行的立法。在官方语词中，政府监管与社会共治或社会治理相结合，才大致相当于学界公认的公共治理。
2000年，行政复议法实施的第二年，全国行政复议申请量是74，448件，2014年为149，222件。完善教育中介组织的准入、资助、监管和行业自律制度。
可见，这部被视为中国行政法复兴奠基石的法律，并不是立法者的心血来潮，而是顺应改革开放之需、为迈向政府法治而酝酿积蓄已久、水到渠成的制度工程。其实，历史地看，治理能力的提升是一个没有终结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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